马基雅维利和商鞅,在当时政治下出现,并被推崇,主要就是一个原因,就是为了实现善,就要实行必要之恶,也就是「效率与公平」是对立的,所以政治和权力的本质是什么,就是恶,君主就要担当恶人。
当然,商鞅和法家,作为老盐碱地,虽然生得更早,但走得更远,他可能压根没有觉得自己那套弱民穷民之术是恶,反而觉得那是对百姓的恩赐。
也就是说,在现代以前,统治术,或者叫管理术,无论东西方,都追求效率第一,为了效率,可以无所不用其极。
这就是那个程序员之死的管理背景。
这套东西,最后催生的只有一种体制,就是秦制,也就是老登政治,一切企业,一切组织机构,到最后都陷入这种老登政治,典型的你看看西贝。
为什么,米莱说他行不通呢?
这套老登政治玩久了,就已经忘了出发的目的,就像马基雅维利主义,好歹还要装点门面,也就是我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善,所以要实行必要之恶,我为了实现公平,所以被迫现在实行提高效率的必要之恶。
也就是马基雅维利,好歹还装一下,商鞅这种,直接不装了。
大多数时候,马基雅维利主义者,到最后,都是直接不装了,效率就成了最终目的,政治甚至权术就成了唯一目的。
但是现代政治,只跟一件事相关,那就是经济,任何以公平之名的国家干预,本质上都是对(经济)产权的侵犯。
所以导致了,正义的东西不可能是低效的;高效的东西也不可能是不正义的。
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商鞅那套,本来就是脱裤子放屁,除了满足少数老登的个人私欲,其实屁用没有。
阿根廷总统米莱的胜利,可能还要很多年后才能看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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